历史在某一个节点上总是表现出关键性的意义，2008年对于中华文明的转身，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2008年即将落下大幕，对改革开放30年的盘点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早已次第展开，如何认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以及在这场奇迹中逐渐显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对于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意义重大。或许回望500年，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才能真正凸显。 1500年以来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西方文明盛行的时代，借助坚船利炮，资本的血腥加速了世界市场的统一进程。或许，在明朝禁海政策出台的那一刻，中国落后西方社会的命运已经历史的注定，300年来，欧洲向美洲输送了10多亿人，而中国对外输送人口的步伐停止了；富而不强的清帝国以区区300万满族统治中国，只好让明代就有的红衣大炮生锈，以保持骑兵对汉族抵抗势力的优势，体制对科技的内生性抵制和王朝制度的腐朽，中国的朝贡体系解体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扩张范围的延伸，人类历史步入了一个对未来世界产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就是，历史已经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最终转变为世界史”。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如同蒙古铁骑远征欧洲，促进西方文艺复兴一样，战争对于中国的洗礼，也是摧枯拉朽的，共和国的建立，既是中国几大势力博弈的结果，也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从全球化发端的那一天起，任何需要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都难逃大国政治。国家和资本、当然也包括科技，成为几百年来驱动和改变世界的根本性力量。东方文明辉煌千年，自1500年来，却开始了其全面落后的步伐，尽管到18世纪初期中国的GDP还占据世界第一位，占据30%以上的份额，但是封闭的制度文明和科学技术，注定成为强国的原料产地。 中华文明被笼罩上文化失败主义的长长阴影，100年挥之不去，2008年对于中国的价值，或许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北京奥运会挥去了100年来的文化失败主义，国民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空前提高，汶川大地震展示了国家的超强动员能力，在举国同悲的三天，人民的国家认同得以彰显，而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但是中国增长模式必为之转变，世界格局的中国因素已经举足轻重。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某种逆转。在这个意义上认识改革开放的价值，一切关于改革开放的否定性判断都不足道。 从世界大势来看，改开开放正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贸易自由，让一些生产要素自由的流动，无论是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核心都是不断的释放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让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劳动者，自由的流动和迁徙，无论是农村承包制还权于民，农民工进城，还是城市产权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指向都是逐步释放对生产要素的限制，强大的外国剩余资本与中国要素的结合，催生出的是城乡社会的繁荣和活力。中国城市化贡献巨大，但却是结果，背后的动力正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但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民主尽管不断发展，却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的财富增长格局，发展到极致，个人收入占整个国民财富收入比例太低，如同房地产困局一样，当有关方面试图刺激日渐萎靡的房市，才发现，民众购买力的孱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深层发展，对于有钱人来说，早就有住房，对于潜在的大学生和富裕城乡居民，就业的严峻已经大大减弱他们的购买力，对于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来说，多半也买不起，中产阶层的薄弱不仅仅制约经济的深度发展，也在某种形式上与中国社会结构暗合，两头大中间小，贫弱阶层占据多数，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或许是改革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权贵资本已经参与社会分配，并成为众多社会的根源。当改革与日渐增大的分配不均、腐败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对于改革的论争就难以避免，权贵资本的逐渐形成已经玷污了改革的合法性。这是当前要特别注意的。医改之所以讨论几年，正是在于无休无止的利益博弈。 或许，我们要感谢这场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正是这场危机，产生倒逼机制，让粗放型的中国模式被迫改变，对于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有了深刻的经济学启蒙，从主攻外贸市场转而进军国内市场，实现产业升级，30年来，一些所谓血汗工厂因为劳工资本的低廉，对技术革新动力不足。2008年，对于中国，真是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年份。但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弥补了中国社会结构两头大中间小的不足，以互联网为纽带，中国公民社会逐渐成形，由政治集团、利益集团掌握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力突然不再由他们独享，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普通大众开始具有议题设置能力，可以合纵连横，对公共政策形成某种制约。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动力，而信息化不但促进经济发展，也在客观上为中国草根阶层博弈社会和政治集团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用传统政治思维总结改革开放30年功败得失，显然已经不符合我们身处这个时代，今天的中国，也正处在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还没有从传统中完全脱身，就进入了光怪陆离的网络时代。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社会的发展为人自身的解放，为人的自由和民主提供了更加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1500年以来，神权时代的终结让人们认识到思想和自由的可贵，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想启蒙的年代，但民主总是以暴力开始，以暴力终结，人类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通向民主坦途的路径。但全球化的浪潮终于揭开了序幕，世界进入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巧取豪夺，国家成为40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绝对的竞争主角，进入所谓的国家民主阶段或者政治民主阶段，议会、宪政、这些闪耀着人类智慧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让人类看到了自由和民主的曙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与普通大众的民主权利实现和路径并没有真正建立. 但是，信息社会终于让民主有了实现的可能，信息技术产品为物流、人的更加便捷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生产和销售的全球配置终于实现。在这意义上，改革开放不但是中国200年来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恢复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探索出了民族复兴的初步路径，而且正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在文革的废墟中深刻体认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历史结论，任何离开中国国情的路径设计都将陷入空谈误国的陷阱中。 在下个30年，政府从行政主导的市场中抽身，建立公共政府职能，减少分配差距，调和社会矛盾将是最为紧迫的任务。由于缺乏输出过剩产能和人口的外部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为工业资本的积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很多人都想到民主和自由的可贵，但却忽略民主和破解中国二元结构的制度成本，这也是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主制国家的发展困局，在民主和效率之间，决策者要思考的操作性可行性，而理论家往往思考的是可能性。苏联的巨变，或许有很多因素，但是人民具备很高的民主和文化素质，使其对制度误差的忍耐极限并没有中国民众强，这应该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缘故，中国耐受力超强的国民性，是改革得以前进的一个重大文化前提。但是，信息化的来临和国民素质的逐渐提高，需要政治集团对民众的利益给予更多的照顾，这应该是下一个30年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30年来，我们不但应该向改革的先驱者们致敬，更应该对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作出最大牺牲和奉献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工表示深深的敬意，为了民族的核心利益，他们为民族承担了太多的苦难和牺牲。